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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引子：[/B]
2004年11月10日，本报市民热线接到来自湖南的木子（化名）的电话：经过720多个日日夜夜的跟踪，木子已经摸清一个长期在我市非法制作假证件的团伙“接货”、“运输”、“生产”、“交易”的全过程，希望媒体给予关注，他愿意提供所掌握的一切情况及配合暗访。
木子，湖南人，1999年，他大学毕业的哥哥只身前来中山找工作，迫于工作竞争压力，为找一个更好的工作，木子的哥哥糊里糊涂地想到办一个假文凭。通过街头巷尾贴着的办证电话，木子的哥哥和制假团伙取得联系。但让他意想不到的是，不仅假证没能做到，反而自己真实的大学毕业证、计算机证、英语等级证等全被制假团伙盗走，人也被打伤。经受不住如此巨大打击的哥哥回家后神志就变得恍恍惚惚，最后疯了。
当时正在部队服役的木子听到消息，心中一阵绞痛，发誓一定要捣毁坑害哥哥的制假团伙。
2002年，木子退役了。退役后的木子没有去找工作，而是按照自己的计划，在家人的支持下来到了中山，着手调查制假窝点。
为查清制假团伙收购、运输、生产及交易的全过程，凭着自己在部队学到的侦查技巧，木子从蹲点开始，由点到线，最后完全摸清了制假团伙的制假系统。
木子回忆说，刚到中山，自己一个人，没有交通工具，没有一点线索，开局非常困难。为了打开局面，木子只得扮成一个需要办假证的外来务工青年，开始同制假团伙接触。
制假团伙非常狡猾，从不透露半点信息，张三办证，李四收钱，仅此而已，木子说。为了摸清他们的路线，木子开始蹲点。蹲点枯燥，更具有不确定性，有时一整天或一整晚都是白费，因此，木子的自信心也经常受到考验。
为了保持信心，木子苦中作乐。有一次，木子在东升市场一个点连续蹲了一个星期，仍不见目标出现；在第八天，已是清晨5点多，目标仍没出现，这时一只小猫走了过来，围绕在脚边不走了。木子就和猫开了个玩笑：如果今天早晨能够让我发现目标，我就给你买一包鱼干。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木子念头刚刚过去，一辆摩托车闪电般驶过，从车的特征看，真是自己要等的目标，即制假团伙用来送货的摩托车。木子马上实现自己对小猫的承诺：买了一包上好的鱼干喂猫。
木子告诉记者，渐渐地，自己大概知道了制假团伙在南区、东升、小榄及城区张溪等处有5个窝点。最初，木子每天搭车或步行提前赶到各路口留意制假团伙的运货摩托车是否经过；后来，木子买了一辆自行车，每天沿着105国道，往返于南区和东升市场之间；为了方便跟踪，木子又买了一辆摩托车。制假团伙行为相当谨慎，对木子来说，每一个窝点的确定都须花上数月。木子说，为不使人怀疑，制假团伙喜欢兜圈子。
木子的行为赢得了战友和部分老乡的支持，纷纷伸出援助之手，主动利用业余时间帮木子蹲点、跟踪，甚至以“业务员”的身份打进制假团伙内部。人手多了，木子就进行分工，在每个点上安排专人盯守，这样制假团伙的路线及窝点位置一下子清晰多了。为了跟踪，在家人的支持下，木子还购买了高倍望远镜。木子说，制假团伙在张溪的窝点非常隐秘，周围数米又找不到适合躲藏的地方，只有通过高倍望远镜从数百米之外进行观察。
[align=center]记者假扮大学生找制假窝点制作的假证。[/align]
木子说，制假团伙行动时从不直接朝目的地出发，习惯绕圈子；而每次交接“货物”，一般先通过电话联系，约好时间和地点，然后摩托车经过的时候，就不停车的将货物扔下，从来不当面交钱，再由“业务员”将证件交到办证人手中，交货路线及地点也相当隐秘。不是长期、系统地跟踪，绝对不可能发现他们的交易地点，以及制假窝点及运输路线。
现在，制假团伙的窝点、路线已被木子摸得一清二楚。木子说，制假团伙晚上8时45分至9时在南区出发，在渡头绕上一大圈之后，沿着105国道，到达东升坦背及东升市场三个点，有时去小榄，然后再绕105国道返回，经彩虹大道，过员峰桥，走清溪路，约11点左右，到达张溪市场附近的两个窝点——一个为生产车间，一个为住处。而根据自己长期跟踪、观察，木子肯定：南区、东升等地为收货地点，而张溪附近的窝点是生产车间。
[center][B]夜扮外来求职者急办一本电工证[/B][/center]
[center]记者第一次和制假团伙接触[/center]
2004年11月19日晚，在木子的协助下，记者以一个需要办假电工证的“客户”身份与制假者接触。
晚上9时55分，依照木子提供的电话，记者拨通了13085893723办证电话，接电话的是一名女的。
“你好，请问是不是可以办证？”“是的！需要办理什么证件？”“高级电工证！”“你在哪？”
“南区长环伟明针织厂旁的士多店里！”
“那你等一会吧，我马上过来。”
10分钟过去了，记者看到一个中年妇女不紧不慢地走来。“有卡式的，还有普通本本式的，你要办什么样的电工证？”
“有区别吗？”
“卡式的，价格要高，防伪度更高，需要更长的制作时间。”
“我很急，明天就要去深圳应聘，卡式的能不能今天晚上做好？”
“今天不行，太晚了。”“那本式的呢？”
“也不行，因为今天比较特殊，正碰上老板不在家，证件都得到板芙做。”
“我真的急着用，帮个忙吧，贵一点也没关系。”
“不行，就是出一万块钱，今天晚上也做不出来，要不你去找别人做吧。”女人话语非常坚决，没有半点商量的余地。
“那最早什么时候能够拿到呢？”记者只好让步。
“明天早晨7点，你明天一起床就过来拿，保证准时将证件给你，耽搁不了去深圳。”
“多少钱？”
“你办的是卡式，又是急件，100元！”
“太贵了，我以前做过，才25元钱一本。”说着记者装出一副要走的样子。
“50元怎么样？我们也就只能赚几块钱。”
“不行，不超过25元，我就做，不然不做！”
“那你只好另找他人了！”说着，该中年妇女转身离开。
自始至终，该女子保持着相当的警惕，交谈期间，她不断环顾四周。
[center][B]“内线”曝光制假操作内幕[/B][/center]
[center]木子打入制假团伙内部的“内线”向记者介绍了制假的内幕[/center]
小君是木子老乡，帮助木子调查假证已经一年多。2003年底，小君开始帮助木子调查制假集团的交易和行踪，任务就是以一位“业务员”的身份直接打入制假窝点内部。小君说，其实每次通过制假团伙所做的证件都没用，拿回之后随即丢掉。
去年年底，小君以办证为由和制假团伙进行面对面接触，之后，通过各种途径尽量多办一些假证件。鉴于业务量不错，小君逐渐发展成了制假集团的一个业务员，一年多来，她已经赢得了制假团伙的信任，并可以直接和老板见面。
小君说，每次和制假团伙接触，为了不让他们生疑，尽量使自己不被看出是一个调查者，而是一个纯粹的业务员，将他们的谈话、计划用心记下来，回来再分析研究。
深入内部，小君了解到大量的制假情况。小君说，制假交货很简单，只要将办证人的照片、姓名、需要办理证件的名称，以及一些细节条件写在一张纸上交给老板，再运往生产车间，通过电脑和打印机，数分钟后，就可以做出一本“证件”。生产车间有各种不同的钢印、红印等。需要办理假证者还可以提前看样本，如果不满意，可以调换，直到满意为止。
小君说，老板住在广州，一般一个月回中山一次，平时业务就主要由老板的弟弟、弟媳等负责。制假团伙的“业务员”没有固定的工作任务，甚至可以兼职。而毕业证、车牌、营业执照、身份证、各类资格证件等，制假团伙都能做，并且还有不同档次的包装，价格也不同。最一般的证件，只要8元钱；如果按照客户自己的要求，加盖各种印章，则要另外按照印章的价钱收费，如一本普通高中毕业证，成本8元，钢印费20元，红印费15元，校长章5元，另加10元打印费，共计58元。这仅仅是老板给“业务员”们的价格，“业务员”再向办证者索要更高的价格。因此，一张58元的假证，业务员经常可以卖到一两百元。老板平均每天可以收到“业务员”拉来的上百个证件的业务。
[center][B]深夜跟踪探寻制假窝点[/B][/center]
经过一系列前期准备工作。11月19日，报社组成3人新闻记者组，在木子的指引下实施开车跟踪。
晚上8时31分，记者开车赶到渡头105国道岔路口。正常时间，8时45分至9时制假团伙的运输摩托车必定会经过该处。据木子介绍，摩托车的特征是红色男式摩托车，前面有一根保险杆，后面装一个黑色尾箱，尾箱上绑着两条绳子，驾驶员一般带着一个黄色头盔。
时间在一分一秒地过去。8时45分至9时，摩托车没有经过。发生什么事了？木子心里一下子没底了。几分钟后，木子内线传来消息，正逢老板回来，大伙正在一起庆祝，须耐心等待。
9点40分，随着木子一声“注意！”只见一辆红色男式黑色后尾箱，车牌号为0B453的摩托车飞快地从车旁驶过，目标终于出现了。
摩托车沿105国道高速行驶，它不开尾灯，并且不停地变道。在沙朗一红绿灯处，该摩托车再次发生意外，绿灯亮了，摩托车却迟迟未见启动。“怎么啦，没油了？坏了？”种种疑问无从解释，为了不使摩托车驾驶员产生怀疑，我们驱车赶到前面一家加油站继续等待；但，迟迟未见摩托车经过，线索一下子中断了！制假团伙在东升的几个窝点未能及时跟踪。我们只好驱车前往他们在张溪的窝点。
[align=center]制假者将广告明目张胆地张贴在大街上。[/align]
10时50分，记者组赶到制假团伙张溪窝点附近守株待兔。踩点中，记者发现在窄窄的巷子一个窗户很特别，和其他窗户不一样，那个窗户的右下角被平白无故地挖有一个孔。木子介绍，这就是制假团伙用来传送证件的通道。
一路跟踪，我们还没来得及吃饭，于是，记者组分成两组，一组负责盯点，因为摩托车随时都会出现，而另一组就先去解决“肚子问题”。
仅仅十几分钟后，先是一股不是很明亮的灯光闪过，接着一阵轻微的摩托车声随即而来，坐在旁边的木子轻声说，注意，目标出现了。与此同时，木子的电话响了，帮助他在街口蹲点的老乡反映：目标已经出现。
不一会儿，我们坐在车里就看到了先前看过的那辆摩托车，此时摩托车已经熄火，原本很暗的灯光也关了，径直朝巷子窗户溜去，然后从后尾箱里掏出一个包丢进了窗子里，很明显，里面已有人接应。不到一分钟，摩托车退了出来，消失在大街的车流中。如果正如木子反映的那样，他的下一个目的地就是张溪另一个窝点。
[center][B]二次接触办证者找证据[/B][/center]
为彻底捣毁制假团伙，必须掌握其制作假证件的证据，2004年12月2日，记者以一个毕业几年、仍未找到理想工作的大学生身份再次和制假者接触。
晚上8点，南区置禾超市，记者拨通了134××××9511号码。一番交谈，记者称想办一个大学英语六级证书和一个中山大学法律系学士文凭。“好，你等着，我可能要过20分钟才能过来。”
时间一分一分地过去，20分钟、40分钟，还没有见到办理假证者，但记者已经注意到公路对面，一个矮个子中年男子推着一辆自行车站了很久了。“怎么还没有来？”记者电话催促。“你等着，我马上过来。”几分钟后，记者电话响了，公路对面的那名男子来到了身边。
经过一番讨价还价，最后150元成交。“要保证质量哦，最好能够达到弄假成真的程度，要不我的工作就泡汤了。”“绝对没问题，我们也不是第一次做，什么毕业证、学位证、大学英语四六级证件、结婚证、驾驶证、身份证，还没有被查出过。”
随后，记者跟着该男子来到南区医院旁的一条巷子里，进了巷子靠右第二道防盗门，这就是他所说的住处。
里面有三个房间，外面一间似厨房，充当单车房，里面两间是房间，每个房间里简陋地铺着两张床，当时一个房间里正有四个人在嘻嘻哈哈。
记者进去之后没有停留，随即就被带了出来，对方只是简单地说了一句“你明天中午过来看看样本吧。”
2004年12月3日，记者准时赶到。王姓男子在里屋拿出一本大学毕业证书和一本四级证书。“错了，我要的是学位证书和六级证书。”记者拿起两个样本看了看，外观上，看不出是假的，打开，四级证书的纸张明显要比真正的四级证书纸张油腻，而证书上也少了身份证号码和查询电话。
“对不起，你明天再过来看看吧。”
4日，记者终于看到了所要办理的证书样本，同样，六级证书很明显就是假的，而学位证很难看出真假。
“不像，太假了。”记者装作不想做的表情。
“放心好了，保你没问题，不行，再免费给你做一套。请先交50元押金，要不，做好了，你不要了我拿着证件干什么。”
记者索要收据，王姓男子却在收据上落款邱建。“你不姓王吗，不是，我妻子姓王。”
4日晚上11点50分，记者的手机突然响了，是邱建打来的。原来证书上法学学士学位，已经有两个学字了，询问要不要打个学字。5日，证件出来了，记者赶到时发现，证件上的时间弄错了，字号也不对，要求改正。6日，记者再次来到那个房间，还是装作一副不满意的样子。
“不会有问题的，很多老板只是看看，不会很仔细看的。”邱建安慰着记者。
数次见面，邱建的警惕性放松，话语渐渐多了起来。并拿出了身份证和驾驶证给记者看，原来该男子名叫邱国凡。面对记者的提问，邱国凡只是笑了笑。“150元已经是给你最低价了，现在做假证也不赚钱了。”邱国凡说：“1995年我就开始做假证了，以前好做多了，以前一个大学本科毕业证可以收到800－1000元，结婚证或身份证500－800元。因为好做、赚钱，很多人根本就不进厂了，专职代办假证件。现在不好做了，一个身份证才收80元。以前，一个月可以赚到1000元钱，现在每个月几百元就很不错了，帮你做两个证件才赚30块钱。”
“不怕被公安抓住吗？”
“不怕，公安抓不到我们的证据，再说，证件小，随便丢在哪里，就很难找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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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日期：2005年01月04日本报记者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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