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百色助学网”已经不能打开，但王杰发布的募捐信息，仍然挂在“施乐会”的官网上。据了解，其助学金有相当一部分来自 “施乐会”网站的募捐。去年年底，这家网站曾因向求助者收取高额置顶费饱受质疑。
平时讨论该如何防止女童被性侵的公益组织从业者们，对自己群体里出了这样的败类痛心疾首，对此事的讨论也众说纷纭，并由此引发对于“一对一”助学模式的探讨——“一对一”助学应不应该做？助学中间人怎样监督？怎样协调捐赠者和受助人？请听一听助学实践者们的说法。
观点1
污名化“一对一”资助为哪般？
谭红波 （泛海公益基金会高级项目经理）：前些天“百色助学网”丑闻被爆出来后，大家对“一对一”助学群起而攻之，说这种助学方式是“大爱无能”的表现——要耗费大量的人力和财力等成本，收效却十分低下，是“最低效”的公益。如果说之前反对“一对一”助学的理由还不那么充分，那么“百色助学网” 丑闻则提供了强有力的反对证据——开展“一对一”助学的中间组织，极容易不受约束，非法从中谋取利益。
“一对一” 助学和其他很多公益项目一样，就是一个解决教育发展领域相关问题的公益项目。在实施过程中，肯定也会存在很多问题。比如寻找贫困学生、与资助者和受助者沟通等需要耗费巨大的成本；有些受助者形成“依赖”，直接与捐助人联系索要更多的帮助……
有很多捐助人愿意支持并参与“一对一”助学，一方面因为参与门槛比较低，另外就是资金的去向可见、可控。诚信培养和建设需要经历比较漫长的一段过程，尤其是中国当前的发展阶段，不管来自政府还是市场或者第三部门，太多的不诚信使得这个社会的道德信用现状堪忧。重新建立起信任体系，需要从一些简单的事情做起。公众的接受和容纳，公益慈善组织的专业规范，都需要经历一个渐进的过程。
观点2
“一对一”助学成本太高
党军 （中国社会福利基金会互助教育计划秘书长）：对于贫困学生，我不赞成直接给钱。钱能解决的问题其实有限。
目前我们除了做孤儿助养，还有贫困大学生资助项目。以前曾经发生过“学生收到了很多资助款后，不愿见面、联系不上”的情况，现在我们做大学生资助，主要针对大三及以上学生，不是“一对一”助学，而是通过审核后，以发布读书或实习笔记获得100元捐款的方式进行捐助，还有读书奖和无息借款等。
不做“一对一”助学，是为了避免产生受助人对捐助人的依附。另外，避免因为捐赠人提出很多要求，造成学生有很重的心理压力。另外，“一对一”助学成本很高，假如有几千个孩子和相应的捐赠人，光沟通就很难完成，捐赠人的各种要求更加无法满足。
观点3
助学是个细致活儿
张明琪 （青海彩门公益行动计划发起人）：这么多年无论政府还是民间的救助，都给予了贫困孩子很多帮助，但没有考虑太多孩子自身的意愿。无论是悲情主义宣传或者其他方式，都要注意受助人的感受，尽量隐去孩子的隐私信息。考虑其尊严、人格，大张旗鼓的发放仪式，是对孩子的伤害。我们也可以把助学金转换成奖学金等激励的方式，让孩子觉得自己不是因为贫困，而是因为自身的努力得到了资助。这种工作一定要往细里做，花心思，也需要更多多元性的探索。
“百色助学网”的问题，主要就是因为公开透明不够，缺乏有效监管。这是非常可耻的。我们希望媒体曝光犯罪行为，可能还有没被发现的，但同时希望传播正面案例，不要让公众对助学产生怀疑，影响对更多孩子的救助。
观点4
事件之后该如何看待民间公益?
大雄 （武汉市武昌区晓庄公益助力中心创始人）：不要发“政府要加强对民间组织的管理”的谬论。一些评论表示要清理不合法的民间组织，部分民间组织出问题正是因为政府管得太严太死，双重管理的高门槛阻挠了很多民间组织的合法注册。
对民间公益组织的管理，只能是“如果你犯法，我就立马把你抓起来”，而不是“因为你可能犯法，所以我不能让你注册”。
不要唱“草根组织要提升透明度”的高调。任何规范运作都意味着成本。很多人平时难得捐50块钱，都还要求“百分之百用到受助者身上”，让公益组织拿什么去请专业的财务人才?
捐款人真要是痛定思痛，就要补一补公益运作的基本知识，改变捐款的观念和习惯。如果真的希望公益组织拿出专业的、及时的财务报告、业务报告，那就请捐赠相应的善款。
“百色助学网”事件的教训是，人在权力关系中处于绝对优势地位时，会滋生各种稀奇古怪的念头、欲望。一旦这些念头缺少监管，谁也说不准会干出什么事。一个不需要任何付出即可得到的捐赠，对贫困中的学生是很难拒绝的。且不说捐赠会不会“助长不劳而获的习惯”，至少，难以拒绝的捐赠背后，我们要警惕难以拒绝的胁迫，和那不易监管的腐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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