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31日至2月2日，“广货行天下·中山百货进上海”主题促销活动将在上海举办。“魅力中山”“智造中山”“美居生活”“中山香农”“文旅中山”五大主题板块将集中亮相上海滩。

这是“广货行天下”行动的重要实践，也是中山上海凭借百年商脉的一场“重逢”。中山是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节点，也是中国近代商业的重要发源地之一，“货通天下”是其自古以来的鲜明标签；而上海作为远东金融贸易中心，凭借开放包容的气场，一度成为香山人践行商业理想、书写时代华章的重要舞台。

史料显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有至少2万名香山人曾在黄浦江畔参与构筑一个横跨商业、教育、文化的复杂网络。他们不仅是上海开埠后的“城市合伙人”，更是用糖茶贸易、救国实业等，在十里洋场演绎了一幕幕被低估的早期全球化叙事图景。

香山买办闪耀上海滩

在木帆船时代，中山（旧称香山）到上海的陆路直线距离约1500公里，海路1600公里。这样的地理阻隔让两地在明清时期近乎隔绝。直到1843年上海开埠，香山移民网络北扩，第一批香山买办扛着丝绸茶叶踏上外滩码头。

近年来，历史学博士、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马学强曾以“香山买办与上海城市发展”为题，对在沪的香山籍买办进行过分析。他认为，独特的地理优势，让香山人捷足先登，较早与西方人接触，较早懂得学习外语的重要性，也较早产生了一批与洋商贸易而致富的商人。也就在这一过程中，出现了早期的香山买办。此后，上海开埠并迅速取代广州成为远东贸易中心。香山人凭借早期在广州十三行的买办经验，跟随洋商北上，成为上海对外贸易的核心力量。从某种程度上说，上海是广州、香港买办网络的延伸与拓展。

当然，1843年以后，广东买办面临的是全新的商业格局。外国洋行的逐利范围广泛扩大到沿海沿江，经营领域也突破商品贸易，涉及航运、保险、钱庄、地产等行业，买办与洋商之间既是雇佣与被雇佣关系，也是合作伙伴，买办在为洋行谋取利益的同时，也利用洋行的势力进行自营商业活动。在文化交流上，洋行大班从买办那里了解和感受中国文化，买办则从外国大班那里学到西方的经营管理方式、理念。

在来自香山的买办中，唐廷枢、徐润、郑观应等名字，都是上海近代化历史上的闪亮坐标。其中，唐廷枢在担任怡和买办十年间，收购丝茶，开展航运，为洋行大班投资当铺，经营地产，运销大米、食盐及矿产开采等，同时寻找机会从事自营经济活动。1873年，唐廷枢脱离怡和，受李鸿章委派担任轮船招商局总办。从买办转身成为华商后的二十年，唐廷枢为推进中国的洋务运动主持了多项重要工作。

另一位著名买办郑观应，则从洋行职员成长为洋务运动的重要参与者。在上海的数十年间，他先后在太古轮船公司、招商局等机构任职，涉足航运、矿业、铁路、电信等多个领域，成为近代中国实业救国的先行者。在商业实践中，他既坚守香山商人诚信经营的传统，又积极学习西方先进的管理经验与技术，提出了“商战为本”的思想，主张通过发展民族工商业与外国列强竞争，改变中国在国际贸易中的被动地位。

“广货”始终畅销上海

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研究员宋钻友认为，罗马不是一天建起来的，上海南京路从初始形成到“飞楼百丈凌霄汉、车水马龙”的“中华第一街”也经历了漫长的一百年。

“商业史把上海的商业业态划分为杂货店、京货店、广货店、京广杂货铺、洋广杂货铺、大百货公司等六个阶段。在这一将近百年递嬗流变中，旅沪广东（特别是香山）商人在大部分时间都以独特的商业精神推进了上海百货商业的演化。”宋钻友表示。

据他介绍，广货因工艺、款式受洋货的影响，很长时间畅销上海的零售市场。从广货店到京广杂货铺、洋广杂货铺，商业业态在变，广货始终没有被淘汰。其秘密在于广货店的不断进化。最初的广货店资本在一二千两左右，后来广货店的洋货比重增加，升级为洋广货店，资本额增加到二至三万两。有文章曾描写当时的洋广货店“尽情展露租界生活的五光十色”：从稀罕的八音琴、机械玩具、风扇、吹奏乐器到日常生活用品，应有尽有。可以说，在四大公司出现之前，上海最高档的华人商铺即由广帮垄断。

至20世纪初，洋广杂货铺一直以“批发东西洋广各货”为标榜，基本满足了开埠后逐渐改变的中上层市民的生活需求。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店铺在营销手法上始终保持着动态、灵活的做法。20世纪初，他们纷纷吸纳沪上外资百货公司开设玻璃橱窗，大力推行薄利多销。一些老广货店奋力追赶新潮，焕发生机。

四大百货公司缔造商业传奇

“要理解香山人在上海的经商活动，要在一个更广阔的视野中去考察。”马学强表示，香山人的移民与侨居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背后是一个庞大的区域乃至全球的商业网络，集中体现在南京路由香山人创立的“百货业体系”。

先施、永安、新新、大新均由香山人创办，他们革新商业形态，引入西方现代百货的运营理念，如明码标价、橱窗展示、连锁经营、会员制度等，打破了传统商号“讨价还价”“前店后厂”的旧模式。例如，先施公司首创“不二价”制度，永安公司设立“顾客意见簿”重视消费反馈，这些举措推动中国商业向标准化、制度化转型。

马学强形容，那个时代中山人在上海的形象就是：“一群做着大生意、有着雄厚资产的广东人。”

其实，在沪从商的香山人不仅是单纯的“生意人”，他们在促进民族工业、运用全球资本等方面已经有了较大探索，成为中国主动融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代表。当时，四大百货公司既销售欧美进口商品（如化妆品、钟表、服饰），也积极推广国货。永安公司创始人郭乐设立“天厨味精”“无敌牌缝纫机”等专柜，大新公司开设“中国国货商场”，在洋货冲击下为民族品牌搭建展示平台，客观上推动了本土制造业的升级与市场竞争力，构建了兼具开放性与本土性的近代商业文明。

回溯百年，香山先贤以敢为人先的开拓精神，在上海南京路缔造了“四大百货”传奇，为老上海注入了鲜活的商业灵魂，开创了中国现代商业的先河。而今，承载着百年商业基因的中山，以“制造业当家”的硬核实力再度赴约。在其真挚的“见面礼”中，有一贯优质的“中山百货”，更有新时代中山的创新活力与城市风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