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纪念郑观应诞辰180周年学术研讨会上，上海市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历史研究所所长熊月之通过视频表达了对研讨会的肯定，并讲述了研究郑观应的思路和观点。

▲学术研讨会上，熊月之进行发言。

他表示，郑观应是具有多方面成就的实业家，在轮船航运业、矿物业、造纸业、机器织布业、电报业、保险业等都有不凡的业绩。郑观应也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在华北赈灾、难民救助、宗教活动、同乡活动等时常可以看到他的身影。更重要的是，他是视野开阔、思考深邃、影响广远的思想家，是近代中国伟大的爱国主义者。

郑观应生活的时代是西方列强对中国侵略逐渐加深的时代，是中国被迫纳入全球化的时代，是中国由逐渐沉沦而颟顸昏聩、缓慢觉醒的时代。正是在这社会大变动的时代，郑观应由香山去往上海，由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前沿来到了另一个中西文化交汇前沿，他学徒、经商、学习、思考，也在呐喊、奋起。他鲜明地提出商战的口号，认为中国面对西方的侵略不单要兵战，还要全面商战，要在军事、教育、社会、经济等方面实行全方位的改革。晚清时期认识到并呼吁实行全方位改革的不止郑观应一人，前有冯桂芬，同时期有汪韬，稍后有何启、胡礼垣等，他们各有特点，但郑观应更为全面、更为系统、更为急迫，影响也更大。他从19世纪70年代到90年代，从《救时揭要》到《易言》到《盛世危言》，持续不断地呼吁、呐喊“变法、变法”。《盛世危言》一再修订，每次修订都加进新的内容，他对科举、捐纳等弊端的批评，对漕运、荒政的关心，对轮船、铁路、银行、保险等方面的论述，无不切中要害，引领潮流。

熊月之还提到，在甲午战争以前，郑观应就认为政治变革是中国所有变革中最为关键、最为根本的一项，他不止一次地强调以君主立宪为内核的议院制度是国家富强的根本，西方国家之所以比中国富强，最根本一条就是他们实行了不同君主专制的议院制度。那个时候就对政治体制改革的重要性、紧迫性、深刻性的认识而言，郑观应是中国第一人。

作为爱国主义者，郑观应的伟大之处还在于他位卑未敢忘忧国，本来他做买办很成功，做实业也很成功，上海、天津、广州、澳门都有他的财富。买办、商人在当时社会地位并不高，但是郑观应仍要考虑国家与民族的大事，思考那些原本属于庙堂之上的达官鸿儒应该思考的问题，做那些原本属于庙堂之上达官鸿儒应该做的事情。正因为他当过买办、做过商人、办过实业，所以他比庙堂之上的那些达官鸿儒更了解世界大势，更了解西方的物质、制度、学问，更了解中国基层实际，更了解中西差距，也就更明白中国改革的方向和着力点该在哪里。所以，熊月之称郑观应是“双视野人”，是同时能够看到中国与西方两个世界的实际，进而能够跳出这两个世界、俯视这两个世界，能作全面、系统、深入思考的人，这是郑观应作为近代启蒙思想家的过人之处，也是我们纪念他的特有的时代意义。

作为一个普通人，郑观应也是我们应该好好纪念、认真研究的了不起的人物，郑观应一生自称遇到“七险九难”，经过很多曲折，被人坑过，被人害过，但是他都波澜不惊，平安渡过了。如果要问他为什么能逢凶化吉、得享高寿，熊月之认为关键之处在于他善于学习、善于修身、善于“转识成智”，也就是说善于将学来的知识经过自己的思考、理解、接受，转化为人生成长的智慧。他治学不自己设门户，中西兼通、儒道兼修，所以知识极其渊博，心胸极其辽阔，他了解了西方人健身理念以后，便自编《中外卫生要旨》一书，注意锻炼身体。他那些经商之道很多都是在与洋人打交道过程中了解、琢磨而悟出来的，是他特有的知识。这个知识用今天时髦的哲学语言，叫“默会知识”。

熊月之最后表示，郑观应本身就是一本大书，是可以从不同侧面、不同角度进入、反复阅读的大书，常读常新，中山举办这次研讨会很有必要，也很有意义。